（个人学习向的摘录，侵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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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成23年3月11日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有两个面向：一个是天灾，即超大型地震和海啸灾害：一个是人祸，即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.核电站的爆炸事故。这场结合了天灾与人祸的重大灾难，让我们看到许多可以被视作灾害史观影响之下的史实的出现。事实上，整个平成时代的后期，可以说都是被这种由灾害史观所滋生的现实所操纵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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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如说安倍内阁，和此前的内阁进行比较的话，很明显在许多方面糟糕得多。首先是轻视立法府(国会),然后是否定战后民主主义，还有完全无法站住脚的奇谈怪论，或者让国民感到不舒服的一些言论，等等，可以指出其不少负面。现在，东日本大地震已经过去8年多了，乍看之下现在的一些现实情况似乎摆脱了灾害史观，但再隔一段时间回过头来看的话，应该会意识到这种史观的可怖之处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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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那一次电视谈话还有一点重要的诉求。在谈话内容中间，天皇说了这样一段话：
“我自从即位以来，已历经28年，在此期间，无论我国发生什么喜悦的事情，抑或发生任何悲伤的事情时，我都和所有人一起度过。对于天皇的责任，我至今都认为， 首先重要的是祈求国民的安宁和幸福……天皇既然是一种象征，为了实现这种国民统合之象征的作用，天皇必须一方面诉诸国民对于天皇这一象征性立场的理解，另一方面对自己的责任铭记在心，加深对国民的理解，并常常在内心培育自己是时刻与国民在一起的自觉观念。也正因如此，我深感去往日本各地，特别是相隔甚远的边陲小岛的探访之旅，是作为天皇的象征性行为，极为重要。
这段话在叙述自己作为象征天皇所做心理准备的同时，也表明了天皇在问自己，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应该具体做些什么事情。走遍全国各地，直接与国民进行沟通，倾听他们的内心想法，才是作为象征天皇的出发点。这段话可能同时也在说，要这样实现象征天皇的作用，毕竟有年龄上的极限，因此更需要生前退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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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昭和天皇来说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皇太子时代访问欧洲时，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直接传授的几句话：“君主当政，但不统治。记住这一点就够了。 君主不应亲自走到前台指挥政治与军事。"
这几句话成了影响昭和天皇终生的教诲。在战后的记者见面会上，昭和天皇反复说自己“一直保持在君主立宪制的框架里”,但只有在镇压“二二六事件”和宣布接受《波茨坦公告》时才短暂跳脱出这个框架，意思是说他始终严格遵从乔治五世的教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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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这群人都称为历史修正主义者的确有点过于主观，但他们身上有一个共通的特点，那就是不去整体地看日本近代史，也不把历史看作一个有机的进程，而是去建构符合自己主观臆断或者只是让自己感到满意的主张，比如“日本没有侵略中国”“日军没有做什么残暴行为”等。接着，在这些主张周围，他们从各处收集只对自已有利的史实，或者难辨真伪的证言，然后说：“怎么样?是没有侵略吧!”“日 本真的没有做坏事!”继续硬撑。我把这种手法称为“历史修正主义”。
类似的把历史进行政治化的团体，原本在世界各国都存在，最有名的是欧洲的一些反犹团体，他们高喊着“不存在奥斯维辛集中营”等口号，可以说跟流氓团体如出一辙。然后历史修正主义者们还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用所谓“自虐史观”的帽子，对客观分析历史的手法进行污名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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奥姆真理教事件可以说真实反映了这样的时代潮流。再补充一点的话，那就是为了实现自已描绘的理想社会，可以毫无顾忌地去杀人。这一点在1960年的安保斗争时期是完全没有的，我属于当时那个世代，也反对岸信介内阁修改安保法案，但当时根本无法想象杀害与自己敌对的人，当时有一种即便是采取政治行动也不允许杀人的朴素的人道主义。正因为这一立场，我也对70年安保时代有着强烈的不满。以内部斗争为名杀害跟自已敌对的人，对于镇压和不当逮捕不仅表达抗议，甚至还杀害政府官员和警察，当时产生了一种不把这些暴力当回事儿的气氛。从青年人的抗议这个角度看，奥姆真理教事件就处于上述这个气氛的延长线上，而且不但不把杀人当一回事儿，还有着把杀人本身作为其目的的特征。对奥姆真理教进行过详细追踪的记者江川绍子在她的著作(书名为《奥姆真理教事件为何会发生一灵魂的囚徒》)中写道，"只要有教祖(麻原彰晃)的指示，即便是杀人行为，也会被称为‘破瓦'并予以肯定。所谓‘破瓦',在教团内部，主要在表
达将灵魂带往更高层次世界的意思时使用",并导出以下结论：
“支撑这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的观念，是一种善恶二元论。他们认为自己的目的是超越任何价值观念而绝对正确的，反对者都是绝对错误的。教祖所说的话，被他们视为超越了一般人善恶标准的绝对的‘善’和‘真理’。”也就是说，在昭和的政治运动中，青年人的抗议运动并不以“指导者”为依归，而是以思想、理论还有伦理为依归，这些也称为运动本身的力量源泉。而在奥姆真理教事件中，其力量源泉则隐藏在指导者的举手投足， 或者一言一行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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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就是说，关东大地震时的灾害史观，即信息封闭空间所特有的残忍行为，并非日本人国民性格中的沉疴宿疾，而是告诉了我们信息封闭空间的恐怖，而奥姆真理教可以说又一次让我们看到了这种恐怖。我甚至要说，这就是“平成最大的教训”了。
记者江川绍子在她的书中指出，“不只是信息被管控的封闭性组织，哪怕是在自由的民主主义社会，人们也不一定时常能自由作出选择",说的就是这么回事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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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后民主主义，实际上由两个支柱构成，一个支柱是对于军事的彻底批判，还有一个支柱是对于美式民主的信奉。这两个支柱支撑着的战后民主主义，即便互相之间还有些差别，但每一位首相基本都继承了。我从年龄上来讲和他们算是同龄人，所以即便他们属于自民党，我对于他们的发言仍然抱有相应的信赖感(不过森喜朗首相有关“日本是神之国”的发言展现出的漏洞百出的思维，还是让我感到了惊愕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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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平成中期开始，互联网的普及让人们更容易掌握资讯和知识，这件事从效率角度来说有着很大的好处，但同时它的另外两个特征，会让它对国民生活产生影响。
其中之一，以往的媒体有明显的“传送者”和“接收者”的区别，作为传送者的报社、电视台、出版社等机构，在把资讯传播出去之前会调查资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，肩负起身为“传送者”的社会责任。但是到了互联网的时代，每个人都是“传送者”,同时又都是“接收者”,这就意味着过去媒体的基本形态正在崩解。
另一个特征是，随着每个人都成为“传送者”,错误资讯、假消息甚至谣言都开始光明正大地传播着，造成了所谓“传谣一张嘴，辟谣跑断腿”的情况。因此，谣言受害者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出现，可以想见，未来终有一天会出现因所谓“新闻自由”而导致的严重人权问题。
互联网时代，媒体的构造发生变化，资讯质量显著下降的新闻满天飞。在我看来这根本就是以往社会价值观的大幅度崩塌。可以说，从前的社会常识开始瓦解，以后会有全新的价值观产生。在未来，平成应该会被视作这个“严峻时代”的萌芽期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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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皇的双重结构，会削弱民众对于天皇的认知程度，因此有必要早做准备避免出现此类情况。
当然，相比国民，媒体的报道更可能导致混乱，所以针对这，点必须让整个社会早点抱持这一分化的观念。这种两极化，或者说双重结构，如果造成了对天皇印象的分散，可能会导致“天皇”所拥有的权威本身的分散化。